足下隐患：电梯检测行业潜规则

　　早晨八点半，地铁西直门站，是一天中的人流最高峰期。从站厅到13号线站台的上行自动扶梯前，挤满了来自2号线、4号线和入站口的三股人流。在早高峰时段，各地铁站几乎每一级扶梯上都站满了人。从侧面望去，是一排抓扶梯的密密麻麻的手。
　　
　　这部电梯高约7米，宽约1米。根据观察粗略计算，这个时段，这部电梯每分钟有大约90人乘坐。根据4月发布的统计数字，北京地铁日客流逼近700万人次。实际上，作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重要措施之一，北京地铁建设高歌猛进，交通管理当局也一直采取种种措施提高地铁所占的出行比例。
　　
　　按照7月6日的官方通报，“7月5日上午9时36分，北京地铁4号线动物园站A口上行扶梯突发故障。扶梯在上行过程中突然停止并快速逆向下行，导致1名乘客死亡，30名乘客受伤，其中2人伤势较重。”
　　
　　而北京地铁事故发生后，紧接着7月10日晚，深圳地铁4号线清湖站电梯又发生伤人事故。
　　
　　一时间，在电梯生产量、保有量、安装量均为世界第一的中国，电梯安全成了众人关注焦点。据记者调查发现，中国电梯行业在设计制造、安装、维护保养等环节中，均存在种种安全隐患，令人疑惧。
　　
　　在设计制造环节，中国虽是电梯制造大国，但不是强国，生产企业看重眼前利益，拼市场而不是拼品质；相关标准照搬国外；而在出厂之后的安装、检验、维保诸环节更是百病丛生：监管缺失，企业恶性竞争，检验形同虚设，甚至监管者与不良企业形成了腐败共生的格局。
　　
　　祸因重现
　　
　　对于北京7月5日的“电梯夺命”事件，现阶段官方的说法是，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固定零件损坏，驱动主轴发生迁移，造成驱动链条脱落，扶梯下滑。同时，附加制动器未启动。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张巨明表示，地铁4号线事故电梯的生产商奥的斯(Otis)此型号电梯存在设计制造缺陷，同时，也存在电梯维护保养问题。
　　
　　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委托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主任李守林向记者表示，事故原因调查报告将递交事故调查组，以统一的新闻稿形式对媒体发布。“我们不能违反纪律对外发布，也没有权力发布，我们只对事故调查组发布。”他说。
　　
　　回溯以往同类型的电梯事故，可以发现相同的事故原因远不是初现，而是“故事”重现。
　　
　　2010年12月24日，深圳地铁1号线国贸站的1台自动扶梯突然逆转，致使多名乘客受伤。在今年3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验总局(下称质检总局)印发的一份名为《关于加强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监察工作的通知》的文件中写道：“深圳‘12.24’扶梯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驱动主机的固定支座螺栓松脱和断裂，使主机支座移位，造成驱动链条脱离链轮；另外自动扶梯附加制动器未能有效动作，上行的自动扶梯在乘客重力作用下逆行导致多名乘客受伤。”
　　
　　对比之下，两起地铁扶梯事故原因完全一致，相隔不足7个月，就祸因重现，夺人性命。而且，电梯都是奥的斯生产的513MPE型自动扶梯。
　　
　　这两起地铁自动扶梯事故的处理方式都如出一辙，“排查和整改”。而事实证明，深圳“12.24”电梯事故发生后的排查与整改，并没有让几个月后的北京地铁4号线自动扶梯1死30伤事故得以避免。
　　
　　频发的电梯事故，让业界反思原因所在。天津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教授万健如表示，中国的电梯“发展太快，电梯生产的增长速度连续多年超过20%，去年更是超过30%，今年上半年甚至超过了39%。现在，生产厂家有400多家，约占世界生产厂家的一半。”万说，“发展太快，各个环节跟不上去。现在，最薄弱的是维保，安装上也有一定的差距。人员素质堪忧。”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工程师饶美婉在2008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地铁设计中的公共交通型重载自动扶梯》的论文，在该文中，她提出，为了应对地铁扶梯常年每天20小时连续工作和承受客流高峰的需求，公交重载扶梯必须具有在每3小时间隔内，持续重载(1米宽的梯级负载120公斤)1小时以上的能力，电机的功率配置满足这一需求，动力配置应有足够的裕度。这一要求，是国家标准《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中规定的2倍，国家标准规定是在每3小时间隔内，持续重载不少于半小时以上。
　　
　　是否中国的电梯标准就低于国际标准？作为国家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万健如解释说，中国的电梯标准“基本采用欧洲的标准，处于同一档次。”但中国的地铁运行环境特殊，“人太多，扶梯长期超载运行。”欧洲的标准中，没有考虑到这些情况。他认为解决电梯安全问题，应该通过“缩短维保时间，增加电梯数量，让电梯休息”和增加电梯的电机功率来解决问题。
　　
　　一家做维保起家，后转向电梯制造的企业的董事长认为，中国对于欧洲的标准没有吃透、制造业整体水平低下、虽有标准但执行不严等方面，使得中国的电梯“到处都是雷”。
　　
　　可怕的潜规则
　　
　　“雷”不仅仅存在于制造标准上，更多的雷还在制造和维保等一系列实际环节上。
　　
　　为确保电梯的安全性，中国相关规定不可谓不多。首先，电梯的生产企业要取得《电梯生产许可证》；在产品正式投产前，要进行型式试验，确保符合各类规范；其次，电梯由生产者检验出厂，进行安装，之后，有安装验收；投入使用后，还有每年一次的检验和定期的维保。
　　
　　但是实际操作中，却另有一套潜规则。
　　
　　业内人士透露，中国电梯生产企业过多，在生产销售环节，采购方都以最低价进行产品招标，所以很容易形成恶性竞争的局面。很多电梯生产的小企业，采取超低价竞标的方式，导致大企业也跟着降价，而降低成本的方式，就是使用更便宜的配件。比如，“把钢板的厚度从2厘米减到1.5厘米”，采用成本更低的材质，生产“中国版的电梯”。“现在，铁道部的(电梯采购)标是最大的标，也采用了最低价中标。各厂家都拼命降低成本，都是在零部件上做手脚。”一位电梯业的业内人士说。
　　
　　隐患从生产环节就已经埋下，但是在安装、改造、维修环节，则更为严重，因为发展太快，发证过滥，进入门槛低，使得维保企业在低价竞争的环境下，利润极薄。在人工成本不断上涨的大环境下，很多定期维保形同虚设。
　　
　　北京电梯商会会长缪步升认为，国家质检总局对生产企业，北京质监局对维保企业都存在“发证太多”的问题，导致了企业之间为了争夺市场，大打价格战，进行恶性竞争。
　　
　　一个例证就是，在北京，与电梯相关的协会山头林立，至少有4家。北京电梯商会只是其中一家，其成员有300多家，主要是维保企业。
　　
　　在维保企业中，电梯生产厂商设立的维保企业规模最大，能达到“8000~1000台(电梯)”。电梯维保企业北京中豪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安学江说，“但生产企业的维保公司服务差，周六、日要休息，晚上6点之后，就找不到人了。”而且随着人工成本上升，定期维保变成了“走形式，上去(电梯)一坐，没问题就走了。单子填了，活儿(维保)没干”。
　　
　　而大多数维保企业规模很小。“维保企业太多，平均不到400台(电梯)”，缪步升说。这些规模小的企业，一方面受到生产厂商“配件、技术封锁”，一方面对人工成本上涨敏感，每个工人负责维保的电梯越来越多，“正常情况下，一个人负责15~20台(电梯)，现在普遍到40~50台，60~70台的也有。”安学江说。此外，还存在没有资质的“小维保”通过“挂靠”进入，更加剧了市场的乱象。

　　
　　电梯检测行业潜规则

　　在安全领域赫赫有名的“海恩法则”说，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
　　
　　7月5日9时36分，北京地铁4号线动物园站扶梯突然逆行，导致一名13岁男孩死亡，30人受伤。这起事故撕开了电梯的最安全“交通工具”的外表，全盘剥开后，电梯成了“危机四伏”的物品。
　　
　　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电梯市场和生产基地，但在销售疯长背后的故事却显为人知。本报记者通过对北京市电梯行业走访调查发现，除了市场无序竞争和走过场的维保之外，行政部门监管不力，行业机构参差不齐，潜规则肆无忌惮也是主要诱因，使得原本安全的电梯，变得千疮百孔。“电梯事故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一旦发生问题，就会危机四伏。”北京市电梯商会会长缪步升说。中国有160万部电梯，北京有13万部，如果还不对电梯行业进行整顿，那么未来如何演化，已经有迹可循。
　　
　　垄断
　　
　　“只要5天，交纳900元培训费，外加160元食宿费，再经过一次走过场的考试后，就可以拿到《特种设备操作证》。”一家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市电梯企业负责人说。行业准入门槛低，交钱就拿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几乎每隔一两个月，这家公司都会收到北京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发来的各种培训辅导班的传真。每个班的培训费含食宿大约1000元，价格比外面的培训机构要高出三四百元。
　　
　　在北京，特种设备行政许可鉴定评审机构包括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和北京特种设备行业协会两家。有此资格的也只有此两家，前者属于北京市质监局直属机构，后者也与北京市质监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两个机构在同一幢楼中办公，而北京各区县的特种设备检测所则属于检测中心的下属单位，有180人左右的规模，后者则只有十几人，两者加起来不到200人。而这200人则垄断了特种设备行业(包括电梯)评级、检测、验收的巨大市场。“一个是(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儿子，一个是女儿。”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
　　
　　“不去吧，到时候验收和检验时给你穿小鞋，去吧，一年下来各种活动把你折腾得没完没了。”上述电梯企业负责人说，“做企业的，谁都得罪不起，不如花钱买个平安。”
　　
　　除电梯检验员培训辅导外，北京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还负责其他八大类培训，如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厂内机动车辆等作业人员的培训，培训金额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此外，协会还设有理事会，只要公司交纳一定费用，就可吸纳为会员或者理事单位。
　　
　　前述企业负责人表示，入理事会一般都是看重协会和局里的关系，而且协会的负责人也是主管部门退居二线的领导，如秘书长陈宝梅，原来就是原宣武区的副局长。虽然退了，但毕竟关系还在，可以帮忙的地方比较多。
　　
　　“无非就是买个人情。”多家受访的电梯企业负责人表示，入理事会，基本都是看在验收和检验这块，否则谁也不会去搭理。
　　
　　北京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办公室蒋主任介绍，协会成立于2002年，隶属于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特种设备监察处下，属于社会团体，收支两条线，所有收入全部上交于市财政。
　　
　　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宣传教育中心赵凯表示，只要是局下属机构，所有的都可以在质监局官网上查询。
　　
　　但本报记者在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机构设置里并没有查到该协会。对此，蒋主任表示，他们也不清楚为什么查询不到，如果有疑问可以询问市局。
　　
　　截至本报发稿前，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还没有任何回复。
　　
　　北京市电梯商会会长缪步升表示，局里将检验、评审验收这块授权给了协会和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来做，非常不合理，这是一个垄断。“要把这块放开，电梯检测检验机构应该社会化，这样透明度高点，也会遏制一些隐性问题。”
　　
　　北京市一著名电梯企业负责人表示，检测机构社会化这个问题在系统内部已经呼吁很多年，但始终无法前进，最关键问题是检测机构的“隐性”问题太多，利益纠葛太深。

　　
　　行业潜规则
　　
　　为什么检测机构不能社会化？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副总工程师韩再学直言，目前市面上各种培训单位多，培训市场不规范，鱼龙混杂，什么人都可以讲课，没有统一的机构和组织。“报名没有门槛。培训也不需要在学校进行，只是在质监局组织的考试前两三天集中培训，然后带到电梯现场去实践一下。”韩再学说，现在电梯维修工是由社会上的学校来进行培训，学费在五六百元，培训得也不到位，很多学校都没有自己的培训基地，没有条件集中学习和培训。报名后，学校会给学员书籍和资料，学员自行学习，考前再集中培训。
　　
　　他认为，电梯事故出来后，维保企业虽然有一定责任，但也给培训市场敲响了警钟，一定要对这个市场进行整顿，使之正规化，否则良莠不齐的机构培训出来的操作员会带来更大的隐患。
　　
　　此外，据业内人士透露，两家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人员的“吃拿卡要”已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北京一位电梯维保企业负责人也大倒苦水，他直言，原本以为只要专心做维保企业，就没有那么多枝节，几年下来感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评级时，无论什么级一项就是5000元~8000元，三项下来就2万多。2008年前，评级没过的复试还要交钱，后来在企业联合反对下，复试才免了费用。“别看A级很高，实际都可以操作，电梯维保只是准入门槛高，实际操作猫儿腻太大，只要有钱，什么级别都可以拿到。”上述电梯维保企业负责人说。
　　
　　另外，每次两家机构的检测人员来了，企业都要准备100元至500元不等的红包，有的甚至在千元以上，这还不包括逢年过节送礼和平日吃喝玩乐的费用。不然，检测人员就到处挑毛病，即使你做到位，依然也会被指出各种问题。情况严重的会影响公司业绩，损失客户。“要钱给就是了，不如花钱买个平安。”该负责人表示，公司每年光这块的招待与红包费用最少要准备30万~50万元人民币。
　　
　　不过他认为，北京这块在全国算是做得比较好了，检测费只收1000元，在外地，一部电梯安装检测数万不等，最离谱的是安徽和河南。
　　
　　上述维保企业负责人说，按照北京13万台电梯计算，一年的检测费就为1.3亿元。这个还只是账面上的账，如果加上红包，按照306家维保企业来算，这200人一年创造的收入最少在3亿元人民币以上，而这仅仅是八大类中的一项，还不是全部。
　　
　　这一说法得到质检系统官员证实，东南某省质检系统特设处官员坦言，检测人员在验收和检测时收受红包确已成为一个惯例，一般都以午餐补贴和晚饭补贴形式发放，一次大概在300元左右。
　　
　　他透露，事实上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总局对于检测机构社会化这一问题也讨论过，但最后没有推行，原因是在考虑责任和风险。“一旦放开社会化，就会出现利润，也会滋生问题。”
　　
　　北京市电梯商会会长缪步升说，其实电梯出事是经常的事情，这次实在是压不住了。其实这是通病，一直存在。“目前北京现有检测人员不到200人，电梯13万台，如果全部按照国家流程检测，根本人手不够，走过场的检测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
　　
　　目前国内生产的电梯大部分能够达到国家标准，但电梯行业存在恶性价格竞争，产能过剩。一些厂商出了所谓经济型电梯，经济型电梯与正常的电梯相比，有些功能就被减掉了。例如电梯的“到站钟”声没有了，本来应该显示“正在维修”的字样也不显示了。功能被简化，价格下来了，隐患也必然增加了。
　　
　　疯长的市场
　　
　　电梯服务在中国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而高速增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且每年以15%的速度在增长。有数据显示，到2020年底，中国电梯数量预计将达到200万台。
　　
　　多位接受本报采访的北京电梯企业负责人表示，电梯业最好的光景在1998年到2001年，2001年以后随着外资品牌的大举入侵，国产品牌的电梯企业的好日子开始消失，如今已经大不如前，许多小企业都被迫退出行业转投其他。
　　
　　资料显示，目前北京市可以进行电梯安装、改造、维保的企业共有306家，其中A级企业113家、B级企业152家、C级企业41家。
　　
　　但近年来，随着中央政府和各地加大对安居工程建设，电梯采购金额快速攀升。特别是受到政府4万亿元投资影响，各地基础设施项目以及保障性住房建设速度加快，电梯采购大单频出，电梯采购驶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
　　
　　北京市中豪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学江表示，房地产业的火爆和政府采购项目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让市场的竞争更加疯狂。
　　
　　根据《政府采购信息报》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公开发布的政府采购电梯总金额突破20亿元，其中1000万元以上的电梯采购大标超过30个，创近几年来电梯采购额新高。
　　
　　2010年，每个月电梯公开招标项目都在80个左右，多的则达上百个，其中大部分项目都与政府扩大内需政策相关。除了安居房电梯采购量较大外，医院、学校电梯采购项目较多，成为电梯采购中不可忽视的另一支重要力量。
　　
　　北京某著名电梯企业负责人说，许多电梯企业把政府采购市场看成一块“大蛋糕”。“如果一个企业能够在政府采购市场立足，就会大大提高自身品牌知名度，同时企业在政采市场的成功，也会对企业参与其他项目的投标带来积极的影响。”
　　
　　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中央“十二五”规划中，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将成为近几年政府力推的重点工作。这意味着，未来几年我国保障房电梯采购需求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陈勇 田鹏 朱昌俊）